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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金融“去杠桿+嚴監管”不會動搖，并將深入治理金融市場亂象根源。受此影響，以下三類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將持續承壓。《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江西、湖南、黑龍江、山西等農業大省了解到，近年來，各地農村土地流轉速度明顯加快、趨勢總體向好，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鄉村振興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但是，在土地流轉加快的過程中，流轉價格出現上升，與此同時，“毀約”“退租”“非糧化”等現象值得警惕。各地干部及群眾認為，土地流轉是一項系統工程，難以一蹴而就，建議從加快土地確權頒證、完善流轉服務平臺、加強土地用途監管等多處入手，積極穩妥推進土地流轉。 進度加快難度降低 流轉趨勢總體向好記者調研了解到，湖南、江西、黑龍江、山西等省份2017年土地流轉面積相比五年前增加了40%-50%左右。結合地方實際，各地農村土地流轉形式以出租、股份合作等為主，流轉主體趨向多元化，但主要還是流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江西省為例，江西農村土地流轉面積近年來不斷增加，到2017年全省耕地已有39.7%被流轉。宜豐縣同安鄉金禾種養農民合作社負責人張燕飛告訴記者，“前些年是挨個村去找田，現在土地流轉不再是難題，大多是村動打電話要求流轉。近年來，隨著土地流轉面積的增加，各地流轉價格上升明顯，主要在每畝每年200元至600元這一區間。不過，部分地方的流轉價格偏高，如城郊和小城鎮開發區域、旅游地區，土地流轉用于非農經營，流轉價格大多超過了每畝1000元。經過多年探索，各地逐步形成比較健全的土地流轉體系，建立起流轉服務信息平臺、糾紛調解仲裁平臺。如江西省搭建了11個市級、100個縣級、1454個鄉級農村土地流轉服務平臺。近年來，萬載縣的“龍頭企業”恒暉大農業公司與政府簽合同，流轉了8000多畝地。恒暉大農業公司總經辦主任高集云感嘆，健全的土地流轉體系對農業種植企業至關重要，“幸虧有政府服務，為公司節省大量人力財力，不用一戶戶去流轉，而且有政府出面，更有多數基層干部反映，土地流轉速度加快的背后，仍然存在著一系列風險，對土地流轉合同關系保持穩定、流出農戶收益保持穩定、糧食保障構成潛在威脅縱觀各農業大省，一些因素普遍干擾了土地流轉合同的穩定性。在土地流轉實際操作中，有些農戶之間僅有口頭協議，一旦一方失信，就容易出問題。很多新型經營主體反映，此類土地糾紛問題對新型經營主體的發展不利。比如，湖南省衡陽縣一名種糧大戶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部分農民缺乏契約精神，簽了合同又毀約的事情不少見。尤其是看到種糧大戶把配套的水利、機耕道設施修建好，種田效益得到明顯后，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就會增加。在江西省宜豐縣，部分種糧大戶也有此遭遇。金禾種養農民合作社今年遭遇兩戶農民毀約。負責人張燕飛說：“本來簽了10年合同，但他們臨時說要蓋房子，強行要回地，為了避免糾紛，公司只好吃這個虧。流出農戶土地收益保障問題也值得關注。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由政府出面將農民土地集中流轉過來，再低價轉包給工商資本，導致農民被動流轉，權益無法保障。加上部分工商資本下鄉，輕長期經營，重短期利益，容易出現經營不善的情況，一旦工商企業中途“撂挑子”“跑路”，農民的土地租金自然也就無法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惡性競爭、城鎮開發、旅游開發等多種原因，部分地方流轉價格近年來出現攀升，每畝甚至超過1000元。哈爾濱市方正縣農經站站長王忠說，這么高的租金，只要遇上自然災害，或經營稍有不善，承包戶就必然虧損，后這種風險自然就轉嫁給流出農戶，租金也得不到保障。在這一背景下，局部地區近年來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一些種糧大戶不堪重負，不得不將手中土地退租。江西臨川區湖南鄉車家村種糧大戶李石同規模化經營近10年后，從前年開始陸續將839畝中的500畝退租了，他向記者抱怨說，土地流轉成本太高，種糧效益微薄，難以承受。近年來并不罕見的“非糧現象”，導致糧食風險加大。多地干部反映，種植糧食效益低，部分流轉主體放棄種植糧食，轉而將耕地用于種植經濟作物、綜合開發。尤其是部分工商資本打著“進軍農業”的幌子下鄉“圈地”，企圖長期囤地待價而沽，完全忽視糧食。江西、山西、湖南等地的多名流轉主體告訴記者，合作社將糧田流轉過來后，下一步發展方向是蔬菜種植、農業旅游觀光等，而不是維持之前的種植糧食模式。土地流轉是一項長期工作，面臨著諸多問題和困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擴大發展規模所帶來的紅利。幫非洲建電站不少非洲，迫切需要發展工業，而電力設施是工業化的基礎設施。“我們去的一些非洲，能源建設比較落后，無論是電力、還是電廠，有很明顯的迫切感，需要外面引進來。”林剛介紹說，相對于歐洲而言，中國援建的條件、成本、銀行等方面更有優勢，甚至有很多援建的部分。“現在支持‘一帶一路’建設，政策的扶持力度很大。中國幫助非洲建電站，受到了當地人民的歡迎。因為中國在當地開展電力工程項目，大部分的施工人員是當地人，帶動了當地的就業，很多人因此有了林剛說：“我們幫工業園建設了變電站，為工業園的發展，在能源方面奠定了基礎。”而埃塞俄比亞鐵路上行駛的火車，電氣化的升級改造正在逐步淘汰內燃機技術。中國的電力企業正在幫助越來越多的非洲建設電站、電網，以保證這些在工業化的進程中有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電力先行”是經濟社會發展中久經檢驗的基本規律。在經濟轉型升級、能源清潔轉型的新形勢下，電力在能源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顯，作用更加顯著。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電網公司作為關系能源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重點骨干企業，具有卓越競爭力的能源互聯網企業”新時代公司戰略目標，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深遠意義。3月4日，全國委員、電網公司董事長、黨組舒印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能源互聯網是未來能源發展的必然方向，我們身處新一輪能源變革之中，更應掌握主動權。”他認為，要充分認識電網在電力系統的樞紐地位，充分把握新時展機遇，迎接新時代電網發展的春天。再電氣化是源革命根本路徑電網連接能源生產和消費，是能源輸送和轉換利用的網絡樞紐，處于能源革命的中心環節。當前，以新能源大規模開發利用為標志，以再電氣化為根本路徑的新一輪能源革命，正在全球范圍深入發展。未來的電網，從技術特征上看，將向新一代電力系統演進;從功能形態上看，將向能源互聯網演進。當談到電網未來的戰略方向為什么是“能源互聯網企業”時，舒印彪說，能源互聯網是未來能源發展的必然方向。建設以堅強智能電網為核心的新一代電力系統，進而構建融合多能轉換技術、智能控制技術和現代信息技術，廣域泛在、開發共享的能源互聯網，是電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表示，確立這一戰略目標，是貫徹黨的精神和能源戰略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積極適應蓬勃推進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新形勢的必然要求，是把握能源革命和數字革命深度融合趨勢、爭取戰略主動的必然要求。舒印彪說：電氣化已有100多年的發展歷程，從照明、電炊等生活用電，到工業系統的生產用電，再到現代用能方式和技術的革新，幾乎都以電為基礎。我國電氣化步伐始終較快，目前電力消費在終端能源消費的比重已達到21%，我國是電力大國，也是當之無愧的電力強國。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再電氣化，這是一個質的飛躍。談及再電氣化的具體路徑，舒印彪表示，供給側與用電側是再電氣化的一體兩面，而這兩面，需要堅強智能電網來連接，以此為核心構建新一代電力系統。在供給側方面，要堅持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逐漸使人類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構建清潔供應系統。在用電側方面，適應再電氣化進程，深入實施電能替代戰略，在交通、工業、商業、居民生活等領域廣泛推進電能替代，推動基于大數據和互聯網技術的智能電氣設備開發和應用，大幅提高電能占終端能源消舒印彪說，電網事業是黨和人民的事業，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黨和人民服務。
2017年，日趨成熟的PPP模式加速發力，躍升為驅動基建投資的生力軍。僅在財政部項目庫中，2017年PPP新增落地投資額就高達2.4萬億元，同比增幅約為31%，其中約86%投向了基建領域。據我們測算，若設定落地項目加權平均建設期為2.5年，則2017年PPP項目資金對基建投資的貢獻多達1.8萬億元，約占基建投資的10.6%，較上年大幅提振4.5個百分點。在PPP模式崛起之際，政策層對PPP模式的發展思路和功能定位亦清晰展現。2017年11月，一系列監管新政密集，堅決剝離風險隱患，著力將PPP塑造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隔離墻”而非“傳導器”。其中，財辦金〔2017〕92號文通過提高入庫門檻、清理入庫項目，杜絕變相兜底、項目回購、明股實債、承諾收益等違規行為催生新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2017〕79號文通過收緊政府付費類PPP項目，進一步避免加重地方政府償付壓力。而國資發財管〔2017〕192號文則強化對央企PPP項目的風險管控，嚴防PPP業務推升企業杠桿水平。在監管政策的有序培育下，PPP模式從崛起之初就被賦予了規范化、低風險的優質屬性，有望成為“三大攻堅戰”階段支撐基建的合意政策工具，料將迎來廣闊的長期發展空間，并逐步擠壓城投債、非標投資等高風險工具的份額。因此，我們判斷，上述監管新政雖然會對PPP項目入庫和落地產生短期沖擊，但是從中長期看，將為PPP模式的可持續發展固本強基。2018年，基建領域PPP落地項目投資額的增長有望呈現“前低后高”的反走勢。并且，值得關注的是，PPP落地項目一般需要0.5-5年建設期，因此2016-2017年累積的落地項目仍將在2018年釋放可觀的基建投資，有效平滑短期政策沖擊。據我們估算，即便假設2018年當年基建領域PPP落地項目投資額的同比增速驟降至15%（2017年為31%），疊加此前落地項目所釋放的當期投資，2018年PPP對基建投資的貢獻仍將達到2.51萬億元，同比增長37%，依然能為基建投資注入穩健的新動力。長期風險資金來源增長漸緩全國政府性收入，在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中扮演特殊角色，主要與中國經濟的長期轉型風險掛鉤。在全國政府性收入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占比長期穩定于80%左右，反映了通過放寬土地供應以支撐經濟高增長和快速城市化的土地財政模式。放眼長遠，這一模式將制約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引發經濟轉型風險其一，以土地寬供應增長、招商引資的效力正在衰減，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意義，要超出增加土地供應拉動經濟增長[1]。其二，在以地謀增長的模式下，過度繁榮的房地產市場導致資金脫實入虛，擠占了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資本供給，阻滯結構性改革。其三，以城市為中心的土地財政，不僅導致了城市地區的大量重復建設，更阻斷了要素資源在城鄉間的雙向自由流動，制約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鑒于上述轉型風險，戒除經濟發展的“土地依賴癥”已是大勢所趨。2017年，“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政策基調得到不斷鞏固。進一步明確，將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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